任正非本人不愿被審視，不屑被爭論

　　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和政府做生意的商人能夠基業(yè)長青。從春秋的呂不韋到清朝的胡雪巖，雖然當家人個個絕頂聰明。

　　近代，沒有任何一家從事對外貿易的公司能夠超越國運和時代，遠觀廣州十三行，近看宋氏產業(yè)到公私合營，他們曾經運營的茶葉、紡織和糧食加工產業(yè)在那個時代的比較優(yōu)勢可能超越目前所有的外貿生意。

　　放眼世界。

　　全球科技行業(yè)，沒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夠在B2B企業(yè)級和B2C消費級兩個領域同時獲得成功。摩托羅拉曾經在兩個領域都有所建樹，B2C的輝煌帶來的自信推動摩托羅拉挑戰(zhàn)銥星運營，但迅速潰敗;即使是獲得過11次諾貝爾獎并擁有貝爾實驗室的朗訊公司在如日中天的時候，也沒有進入B2C領域。

　　此外，通信電子行業(yè)21世紀的激烈競爭中，愛立信、阿爾卡特、3Com、諾基亞等威名仍在的通信巨頭，沒有任何一家公司保持過10年以上的絕對競爭優(yōu)勢。

　　這一切的疊加，注定華為和任正非在走一條史無前例的“戰(zhàn)略無人區(qū)”。任不斷聲嘶力竭地喊出“華為的冬天”，不斷焦慮地強調戰(zhàn)略的迷茫，誠然不僅僅是一種警示，更是一種孤獨?；蛟S沒有人能夠真正理解一個變不可能為可能的企業(yè)家不斷為自己“制造懸崖”的痛苦。

　　坦率地說，研究任正非是一件里外不討好的事兒。

　　對于大部分華為和任的崇拜者而言，他們一方面把華為看成民族企業(yè)的驕傲，一方面對任正非的成就給予了毫無保留的崇拜。公眾并不希望給崇拜以條件和理由。

　　對于18萬華為的員工而言，他們理解的任正非是鮮活而豐富的，不僅僅通過圣經一樣的內部文件的洗禮，也不僅僅通過一件件傳播廣泛的任總軼事，實際上他們都深深的受到了任正非的影響，帶著一種清教徒式的虔誠和修行般的克制看待這位企業(yè)領袖。

　　任正非本人不愿被審視，不屑被爭論。然而，當筆者深入到浩如煙海的資料中以及和華為老員工的深入訪談中試圖去理解這樣一位大成的老人，我發(fā)現(xiàn)真實的任正非是一個無比復雜的矛盾體，他比我們想象的更加深刻，無法感知他的孤獨和痛苦的我們注定無法理解他的多維和豐富。

　　如何將幾十年侵入骨髓的人生苦難化作亦或慈悲亦或冷酷的執(zhí)行力，如何將對國民性的洞悉和悲憫融合于國際化的普世和多元，如何豪邁的千金散盡但是理性地用18萬人保衛(wèi)了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大的財富積累?

　　理解任正非，不僅需要科學的方法論，也需要歷史觀，更需要辯證的勇氣。

　　本文，和您以前看到的財經人物報道會有明顯的不同，我們?yōu)榱松羁痰年U述任正非的生態(tài)式思維和戰(zhàn)略視角，不得不應用一些物理學、信息學和哲學的敘述方式，組織熵減、耗散再造、量子賦能這樣的詞語或許讓您覺得陌生，不過真實的任正非就是這樣充滿復雜性科學的思維，我們力求還原真實。

　　毛式的價值觀傳遞，華盛頓式的制度構建，日本明治維新式的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愛因斯坦式的科學精神，華為實踐謙卑的外殼里有關于這個國家未來更多的線索嗎?盡管有吹捧的嫌疑，但最后我決定用這樣形象的對比方式。一切都為了明了和真實。

　　人間苦難

　　另一個角度，人們看任正非的視角也是一個真實的矛盾體。

　　華為的一位高管對我說：你如果想批評華為，我可以給你提供更多的素材，我們希望從多元的角度找到組織的問題。不過你如果分析任總，我真的不感興趣。他也不會感興趣別人如何看他。

　　知乎上的一位自稱來自華為內部的大咖這樣評價：“從來不接受采訪，是個糖尿病患者但是不太配合治療，非常節(jié)儉，超級愛讀書。”對此，有幾十個人點贊表示認可。

　　任正非和華為人最討厭說什么主義。從實用角度，務實精神是深入到華為每一個毛孔的精神特征，當然，這個特質毋庸置疑地來自于任正非二十多年持之以恒的塑造。但從理想主義的角度，任正非身邊的高管們普遍覺得老板很多時候的想法過于天真和理想化。

　　在人們無法評價他達成共識的時候，任正非本人對自己和華為并不乏描述。“華為二十幾年的煉獄，只有我們自己及家人才能體會。這不是每周工作40個小時能完成的，我記得華為初創(chuàng)時期，我每天工作16小時以上，自己沒有房子，吃住都在辦公室，從來沒有節(jié)假日、周末……”這是任正非對華為成功的總結，他將眼前的成績歸結為苦難的累積。

　　此外，他多次表現(xiàn)出對做企業(yè)界領袖和背成功包袱的反感：“不要總想到做領袖的光榮，不要去背上這個沉重的口號和包袱，榮譽對于我們來說是沒有用的。”

　　在2016年最近的一次高管和員工對話會上，任正非非常直接的批評了一位員工提出“華為作為中國公司領袖”的觀點，他說：“你說未來有一個中國公司領導世界，我相信那一定不會是華為，因為華為是全球化公司，不是一個中國公司。為什么有這么狹隘的榮譽感呢? ”

　　從上面三個片段中，我們似乎感受到了任的思想已經超越了成功、超越了榮譽、超越了狹隘的民族主義?？陀^地說，如果我們想對這一切找到答案，追溯一切的源頭必須從追蹤任正非的成長開始。

　　任在2001年那篇最著名的《我的父親母親》的文章中曾經這樣介紹過自己的家庭：“爸爸是穿著土改工作隊的棉衣，隨解放軍剿匪部隊一同進入貴州少數(shù)民族山區(qū)去籌建一所民族中學。一頭扎進去就是幾十年，他培養(yǎng)的學生不少成為黨和國家的高級干部，而父親還是那么位卑言微。”

　　“媽媽其實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親，忍受各種屈辱，成為父親的擋風墻,又要照顧我們兄妹七人，放下粉筆就要和煤球為伍，買菜、做飯、洗衣……父母雖然較早參加革命，但他們的非無產階級血統(tǒng)，要融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文中，任正非懷著極大的愧疚和痛苦的心情追憶去世的母親，從這段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他所出生的知識分子家庭，但一家人坎坷的游走于社會的邊緣，誠實守信但無法得到認可的苦悶。

　　“父母去世后，我請同學去幫助復印父母的檔案，同學們看了父母向黨交心的材料，都被他們的真情感動得淚流滿面。終其一生，他們都是追隨革命的，不一定算得上中堅分子，但無愧于黨和人民。”

　　這是任正非對父母追憶中談到的一個細節(jié)，在原文中讀到這段文字，能真切的感受到任在寫作的時刻滴落的淚水，和心里充滿的憤悶以及克制，或許這種情節(jié)也是他有意無意的和政治保持距離的原因，從中也可以窺視到他對于“華為是國際化公司”的定位及深刻思考。

　　任的家庭由于出身和品格一直伴隨著苦難和痛苦，這種貧困的程度雖然是那個時代比較普遍的社會現(xiàn)象，但是靈魂和肉體同時的折磨也已經是時代的極致。

　　苦難到什么程度?任正非對此有兩段描述：

　　第一段：“我們兄妹七個，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來生活，毫無其他來源。我經常看到媽媽月底就到處向人借3-5元錢度饑荒，而且常常走了幾家都未必借到。”

　　第二段：“我上大學時媽媽一次送我兩件襯衣，我真想哭，因為，我有了，弟妹們就會更難了。我們家放糧食的柜子一直是敞開的，父母給予我們極大的信任，但是我從來沒有偷偷從里面抓糧食吃，如果當時我偷吃了弟弟妹妹可能有人會餓死。”

　　就是這樣嚴酷的家庭環(huán)境，鍛造了任正非作為企業(yè)家堅韌的性格、克制和慈悲般的心靈。

　　家庭對他的性格形成產生極大的影響，有理由相信任正非的企業(yè)家特質主要是由苦難的生活經歷中完成了塑造，而這些必然深刻的影響著華為，以下幾點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任正非的品格融入華為的軌跡：

　　心底無私：在華為的發(fā)展中，任正非通過內部的持股計劃，已經將個人股份降低到1.4%，對于萬億市值的企業(yè)來說，他持有的財富非常少。他回憶自己的“不自私”基因曾經說“我的不自私也是從父母身上學到的，華為今天這么成功，與我不自私有一點關系”，應該說兒時的貧瘠讓任正非對財富和占有有著獨特的看法和觀點。“1997年中國的高等教育制度改革，開始向學生收費，而配套的助學貸款又沒跟上，華為集團向教育部捐獻了2500萬元寒門學子基金。”這是他為數(shù)不多的講述自己的慈善行為。

　　學無止境：一位華為負責任正非思想傳播的PR負責人對此舉了兩個例子，任在高層的會議上多次講述熱力學第二定理中“熵”的概念，以及在信息學“信息熵”的應用，在內部郵件中多次提出過類似于“焓”理論的“耗散”思維。由于筆者在《華為能否走出戰(zhàn)略無人區(qū)?》的文中曾經對“信息熵”做過獨立研究和闡述，華為傳播部門懷疑講話泄密了，因為在他們看來不太可能有人和老板一樣喜歡研究如此抽象的理論體系。另外，“我多次看到他如獲至寶的拿到批評華為的好文章反復閱讀。平時如果他自己有了什么好的想法，就第一時間寫下來，然后讓秘書輸入到電腦里，最后他在修改，用最快的速度將學習知識傳遞給公司所有人。”從某種程度上，任正非的學習能力實際上是公司成長的一把尺子，學習——寫作——傳播——反饋，他用這樣的循環(huán)通過思想管道管理者公司里的文化和價值觀。從學習的思想根源上，任正非舉了父親曾經說過的一句話：“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你要學，不要隨大流”，或許從他的成長軌跡中“學習就是救贖”，所以70歲的任正非依然酷愛學習。

　　淡泊名利：或許由于任作為私營企業(yè)家的警醒，也是多次公司游離在毀滅邊緣的心有余悸，任正非不太愿意做一些沽名釣譽的表面文章，從他從來沒有參加過全國任何頒獎典禮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另外他不太喜歡和權貴有深度的交集，僅維持在與最高層有限的溝通和公關，在他看來，作為擁有如此巨大財富的民營企業(yè)，“淡薄名利”是明哲保身最好的方法。甚至華為高層透露，任正非曾經指示財務部門務必每年保持稅收貢獻的增長，一定要把國家給的出口退稅還回去，這被廣泛解讀為保持華為的長期獨立性和安全的大智慧[0.47% 資金 研報]。從他的成長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改革開放前長期的努力得不到回報，而之后則是獎狀榮譽紛至沓來，這樣的對比讓他形成了超越榮辱的性格特質，他的淡泊名利也包括策略性的務實。

　　低調內斂：更多人認為任正非低調的表象是很少接受媒體采訪，但他自己并不這樣看。“我一貫不是一個低調的人，否則不可能鼓動十幾萬華為人。我平時在家都和家里讀書的小孩子一起瘋，他們經常和我聊天，我很樂意夸夸其談，我并不是媒體描述的低調的人。”客觀上分析他對媒體的溝通軌跡，幾乎都是在公司遇到最大挑戰(zhàn)的時候，目的清楚的通過媒體平臺進行呼救和高層公關，包括2002年公司在IT泡沫破滅后3G遲遲不能推出之前主動接受新華社采訪對管理層呼救喊話，也包括2013年對海外媒體關于美國市場準入限制的發(fā)言，在2016年科技大會的講話提到“華為進入無人區(qū)”，以及對新華社高調的討論為何不上市的話題，都是在大環(huán)境發(fā)生了挑戰(zhàn)和逆轉風險時刻的預防式危機公關，作為一個掌控超級國際化航母的掌舵人，任正非的低調是策略，高調則一定有重要的戰(zhàn)略性目的。在這點上，任并沒有什么獨特的偏好和陳規(guī)，“低調內斂”是極其務實的理性選擇。

　　邊界意識：任正非對中國社會的看法是非常深刻和清醒的，他多次提醒高層注意邊界意識，這種“邊界”不僅包括對業(yè)務中“上不碰內容，下不碰數(shù)據(jù)”客戶層面的警示，也包括對華為組織超越政治的清醒認識，他多次提醒：“每個員工都要把精力用到本職工作上去，只有本職工作做好了才能為你提高帶來更大的效益。國家的事由國家管，政府的事由政府管，社會的事由社會管。”實際上，任對中國政治走向具備極其敏感的認知，他很清醒的認知華為在國企夾縫中生存之道——既需要“紅色意識”，也需要“邊界意識”，最核心的則是超越民族性的“全球化思維”，在最近多次發(fā)言中，他清晰的確認對美國國內法的遵守對美國政府喊話。由此，他一直巧妙的捍衛(wèi)著華為的國際化公司戰(zhàn)略定位，并且呵護國內社會對華為民族企業(yè)的認知，但保留極強的邊界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