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激光器最強“心臟”的攻關之路

　　從上世紀90年代進入上海光機所開始，胡麗麗人生的20余載年華伴隨“釹玻璃”而逝，在她看來，解決了關鍵技術問題，研究成果得到了應用，為國家解決了急需，就是工科人最大的欣慰。

　　在胡麗麗的辦公室里，擺放著一塊與眾不同的玻璃，通體泛著紫紅色的光芒，高貴而又神秘。“這就是釹玻璃。”胡麗麗說。為了它，中科院上海光機所的科學家們，默默努力了半個世紀。

　　釹玻璃是指含有稀土發(fā)光釹離子的特殊玻璃，它可以在“泵浦光”的激發(fā)下產生激光或對激光能量進行放大，是激光器的“心臟”。激光釹玻璃性能的好壞直接決定了激光裝置輸出能量的潛力和質量，是目前人類所知能夠輸出最大激光能量的工作介質。

　　從2002年開始，經過10多年的持續(xù)攻關，胡麗麗帶領的這支團隊，打破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技術封鎖，自主發(fā)明并建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首條大尺寸激光釹玻璃連續(xù)熔煉線，實現了大尺寸激光釹玻璃的批量生產。

　　“我們的生產工藝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這幾年有不少歐美客戶前來洽談合作。”胡麗麗非常自豪。

　　享受攻克難題的快感

　　和高調的釹玻璃相比，胡麗麗看起來再普通不過，一頭灰白短發(fā)，一身樸素衣裳，講起話來輕聲細語。“胡老師一頭的白發(fā)，就是在釹玻璃連續(xù)熔煉工藝研發(fā)壓力最大的時候冒出來的，那個時候她也就40來歲吧。”上海光機所正高級工程師陳樹彬，是項目第二完成人，對胡麗麗最了解不過。

　　激光釹玻璃比一般的玻璃要“嬌氣”多了，28個技術指標，只要有一個不達標，就是不合格產品。冷了會有裂紋，受潮了容易發(fā)霉，包邊膠的耐環(huán)境性差一點就會脫膠，就連手指輕輕按一下，都會留下不該有的應力。

　　在攻關開始前，國內也僅有中科院上海光機所掌握了激光釹玻璃單片熔煉技術，連續(xù)熔煉技術還從來沒有做過。那段時間，胡麗麗每天踩著朝陽出門，踏著星光回家，一天要工作10多個小時。這段日子總是讓胡麗麗想起中學時的自己。那時的她便非常享受鉆研的快感，每次遇到難題時，老師總會充滿期許地點到她的名字。“難題非常多，那就一項一項來。”除水、除雜質、包邊……每一個難題的背后，都是2、3年的艱苦攻關。

　　2010年前后，團隊迎來了最后的難題。大尺寸的釹玻璃，在成型階段，其流量非常小，只有單片熔煉的20分之一，卻要像“攤大餅”一樣達到810×500×55mm的坯片規(guī)格，玻璃粘度大了攤不開，太小又會出現缺陷。胡麗麗把這段時間稱作“黎明前的黑暗”，最困難的時候，連所里的退休老專家也披掛上陣。

　　釹玻璃體積越大，生產難度越高，相應的也能適應更大口徑的激光器。經過十多年攻關，如今胡麗麗帶領的團隊，已經能順利熔煉出400×800×40mm，單片重達65公斤的釹玻璃。

　　從上世紀90年代進入上海光機所開始，胡麗麗人生的20余載年華伴隨“釹玻璃”而逝，在她看來，解決了關鍵技術問題，研究成果得到了應用，為國家解決了急需，就是工科人最大的欣慰。

　　打造出一支年輕化團隊

　　在同事們眼中，平時和藹可親的胡麗麗是個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上海光機所經常要與國內外同行進行交流。作為第一負責人，胡麗麗也少不了出差。但每次出差超過2天，回來之后她一定是帶著行李直奔生產車間，了解完這些天的進度后，她才會放心回家。

　　這幾年，胡麗麗蒼老了許多，但她卻不甚在意。面對前來采訪的記者，她再三表示，“不要只采訪我一個人，也講講我們的團隊吧，他們付出了太多。”

　　“很多人一畢業(yè)就加入了我們的團隊，十幾年鉆在一門技術里，做到了極致。”胡麗麗說，整個團隊連續(xù)7年沒有回家過春節(jié)，而是選擇在車間加班。“有些人年紀輕輕就已經白了頭發(fā)，伴隨結婚生子的人生歷程，他們把自己要攻關的技術當成了另一個孩子。”

　　令胡麗麗感到欣喜的是，團隊規(guī)模在不斷擴大，如今已有87名正式職工，還有30余名研究生。團隊中80%是80后，年紀最小的是一名化學分析師，出生于1994年。胡麗麗說，科研工作辛苦而又清貧，在外人看來宛如“苦行僧”一般，但這些年輕人堅持了下來。

　　陳樹彬至今仍清楚地記得，十多年前，團隊剛剛開始連續(xù)熔煉實驗時，是在一個用采光瓦搭成的簡易棚子里。里面的環(huán)境可以用“冬冷夏熱”來形容，冬天機器開動后還暖和一些，夏天棚子里的氣溫超過了40度。“待一會兒就感覺要中暑。”陳樹彬說，即便如此，他還是要和同事一起兩班倒，24小時不間斷地“釘”在車間里。

　　在陳樹彬看來，團隊凝聚力背后是胡麗麗付出的大量心血。在上海光機所高功率激光單元技術研發(fā)中心，就算是臨時保潔工，作為負責人的胡麗麗也能叫得出她們的名字。在團隊遭遇一次次失敗時，是胡麗麗站出來，鼓勵大家總結經驗教訓，繼續(xù)前進。

　　“這些年不是沒有人跳槽離開，胡主任雖然心里有些難過，但還是選擇歡送他們。”陳樹彬說，不過也有人在離職后放棄了高薪工作，又回到了上海光機所。“出去之后他們覺得，還是在這里才能實現人生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