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道漫筆（四）君臣之道（續(xù)終）

　　管仲王霸雜用，儒法互補，韓非乃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創(chuàng)君主專制之說。韓非為戰(zhàn)國末期的韓國貴族公子，著名的思想家、散文家，“喜刑名法術之學”，才能超群，為人口吃，而善著書立說，有《韓非子》(現(xiàn)存55篇、l0萬余字)一書傳世。當其著作傳秦，受始皇高度贊賞，后出使秦國，秦王曾留下韓非，欲與重用。惜被同為荀子學生、先韓入秦的李斯所妒，深恐有礙前程，而于秦王前讒言諂害，終使韓非屈死獄中，未得其用，不亦悲乎!法家認為人性本惡，故需強權政治以去除惡源，主張“厚賞重刑，執(zhí)法嚴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君主獨占權勢之位，高度集權，君臨萬民，權力無限，超越于法令之上”，“君主謹守主道，用刑名(循名責實，慎賞明罰)之術考核群臣，操持賞罰二柄”。

　　管子政治思想以順民心，利民生為原則，在我國史上率先提出“以人為本”的民本思想，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管子.霸言》)。管子不主張君王享有絕對權威，認為“獨國之王，勞而多禍;獨國之君，卑而不威”(《管子.形勢、形勢解》)。管子堅持君臣之間務需誠信,和諧為君臣關系之最，群臣忠君之際,君主必以仁義待臣。韓非子則不然，他將君臣關系撕去了溫情脈脈的面紗，而蒙上極端功利的色彩，顯示出赤裸裸的利害沖突。韓非子從法家基本思想出發(fā)，倡引君主專制之治，旨在防止權臣篡權奪位,此為韓非政治哲學理論之根本。司馬遷之父、曾任漢武帝太史令的司馬談，其《論六家要旨》曾引《易大傳(即易經)》云：“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涂”，并曰：“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易經 ·(系辭傳)》說：“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體謀慮多種多樣;達到的目的相同，采取的途徑卻不一樣。”并說：“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是致力于如何達到太平治世的學派，只是他們遵循的學說不是一路，有的顯明，有的不顯明罷了。”《論六家要旨》專論法家曰:“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又曰:“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之恩絕矣。……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司馬談所言“正君臣上下之分”、“尊主卑臣”可謂法家君臣思想之精髓,授人以獨門治世之則，流傳后世。

　　《韓非子》君臣思想特具時代特色，戰(zhàn)國繼春秋之亂，周室更趨衰微，“三家分晉”，七雄為首，諸侯林立，殺伐遍地，封建宗法之制遭受極大破壞，“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之長，代表王室鎮(zhèn)撫一方)，力攻爭強，勝者為右(豪強)，兵革不休，詐偽并起”(劉向《戰(zhàn)國策書錄》)，“子弒其父者有，臣弒其君者存”，統(tǒng)治階級內更常發(fā)生兄弟鬩[xi]墻，同室操戈，諸侯公室大權傍落，“陪臣執(zhí)國命”者屢見不鮮，政權更迭頻繁。韓非子面對如此嚴峻現(xiàn)實，從法家基本思想出發(fā)而崇奉君主專制，務求臣下聽命君主，在一統(tǒng)大政方針引領下，達到君臣相適的和穏局面，一旦發(fā)生矛盾，則臣子必需犧牲一切以維護君主的絕對權威。

　　《韓非子》一書多引權臣篡位、君亡國滅之事，“田常(戰(zhàn)國時齊相，弒君齊簡公而專權擅政)篡齊”曾一再提及，“群臣皆有陽虎(春秋時以季孫氏家臣之賤身，躋身魯國卿大夫之列，執(zhí)政魯國，開“陪臣執(zhí)國命”之先河，史稱喪國之詭才)之心”，“臣之所以不弒其君者，黨與(同伙、朋黨)不具也”，究其因皆在臣下權力過大，“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是以“大臣執(zhí)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由此觀之，孔孟之治世未必是國難，韓非之治國肯定系民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