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當選將扼殺美國技術創(chuàng)新和全球化？

　　全球化和技術是幾十年來全球經濟發(fā)展最主要的兩大推動力，然而近期一系列地緣政治的“黑天鵝事件”，如英國脫歐，川普當選，讓許多人開始擔憂孤立主義，反全球化潮流的抬頭，甚至有硅谷精英驚呼：川普當選將是美國創(chuàng)新的災難。

　　面對如此動蕩不安的環(huán)境，企業(yè)和它們的領導者應如何自處才能為未來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本文探討的是造成當下動蕩局面的根本原因以及其影響。我們希望本文拋磚引玉，激發(fā)企業(yè)領導者對此問題進行更深入廣闊的探討。

　　我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繁榮時代

　　不可否認，人類社會取得了長足的發(fā)展。當今世界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全球范圍內，人們壽命比以往更長，更加健康。在新興市場，數十億人擺脫了極度貧困。在發(fā)達國家，人們可以得到更好的醫(yī)療、教育、信息、互聯和移動服務，超乎25年前大多數人的想象。

　　這些成就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人類創(chuàng)造力、政治領導、社會行動和企業(yè)家精神，都有助于實現諾貝爾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憧憬的“人的自由”。

　　我們也生活在經濟不平等與不確定性愈演愈烈的時代

　　美國和歐洲社會正面臨根本的挑戰(zhàn)，以我們數十年都未見過的方式——極右的民族主義辭令和意圖;極左的對商業(yè)、全球化與技術的深切不信賴。許多人擔這樣的兩極化，會在輿論和政策制定方面帶來新的危機和不確定性，進一步影響投資(從現今利率來看已經非常低了)，損害未來經濟發(fā)展繁榮的根基。

　　為何出現這樣的兩極化?原因眾多，各國情況不同，但這種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人們對根深蒂固的經濟與社會不平等的不滿持續(xù)增長，以及在快速變化的全球經濟中，人們對個體命運不確定性的深深擔憂。這個現象還揭示，人們不信任政治和商務精英，認為正是這部分人造成了這種現狀。

　　如今我們社會中的經濟不平等，是我們過去35年管理全球經濟融合的方式的產物。與此同時，技術——特別是最近機器人技術、機器智能和分布式賬本(區(qū)塊鏈)技術的發(fā)展——可以在許多領域取代人力，進一步加劇了斷層、不平等和不滿。

　　英國脫歐就是一道分水嶺。英國投票退出歐盟，其驅動力很大一部分是經濟疲軟和不平等引起的沮喪情緒，而且為民族主義反移民情緒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英國西米德蘭茲的中等收入家庭經歷了近20年的收入滯漲，這個地區(qū)投出的脫歐票數最高。

　　攫取了全球一體化和技術進展帶來的絕大部分利益的人，和沒有得到這些利益的人之間存在差異，這種差異普遍存在于大城市和較小的社區(qū)之間，年輕人和年長者之間，以及受教育程度高低不同的人之間。在英國，美國有70%勞動力在過去40年里沒有得到過實質性的加薪。在加拿大、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也可以看到相似的情況。財富集中問題在全球范圍內愈演愈烈，瑞信的調研數據顯示，約1%的人口控制著50%的全世界資產。

　　企業(yè)會受到不良影響

　　如果英國脫歐僅僅是個開頭呢?在民意調查中，美國和主要歐洲國家有相當多的人現在要求政府重新轉向狹隘的國家利益，聲稱讓其他國家“自掃門前雪”。更多的人感到被經濟發(fā)展拋離，這種情緒隨之蔓延，滲入政治，影響政策。而事實將會證明，這樣的政治趨勢會在各國間擴散。

　　公司很快就會發(fā)現，自己身處的商業(yè)環(huán)境中政治風險不斷上升，體現在貿易、人才獲取、監(jiān)管法規(guī)及約束，以及新技術限制等各個方面。政治不確定性可能成為企業(yè)的主要商業(yè)風險，影響公司創(chuàng)新、獲取市場和人才，以及投資和創(chuàng)造財富的能力。

　　簡言之，似乎許多人對現狀十分不滿，威脅著要結束這種局面，哪怕自己付出高昂的代價也在所不惜，因此損害了全球經濟繁榮的兩大主要驅動因素：全球化和技術發(fā)展。

　　企業(yè)處在全球化和技術的雙重斷層線上

　　如今的經濟不平等，是我們當初管理全球化和技術的方式導致的后果。這兩種驅動因素下隱藏著斷層線。創(chuàng)造財富并不會自動讓回報公平分配。貿易、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產生了勝者和敗者，新技術的出現亦是如此。

　　公眾對全球化的支持，一直建立在這樣的一個預設上：多數人可以從全球化中獲益、許多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成功，以及社會安全保障可以為一時失敗的人提供庇護。傳統(tǒng)上，提供平等的機會(特別是通過教育)、有效的安全保障、社會平衡和政治經濟穩(wěn)定都是政府的職責。這樣一來，公司就可以專注實現增長、提高生產率、致力創(chuàng)新，并最終為社會創(chuàng)造財富。

　　現在政府意識到，履行上述職責越來越難。在轉型時期重新制定政策，幫助個人和群體渡過難關，需要政治穩(wěn)定和共識，然而政治穩(wěn)定和共識又是當下最稀缺的。更廣泛的經濟現實更讓問題雪上加霜。政府干涉的能力受到美國和歐洲緩慢的宏觀經濟增長所限，極大地限制了其金融貨幣政策的范圍。

　　裂痕開始顯現?，F在很多人認為“游戲是不公平的”(2/3的美國人表示，經濟體系“不公正”)。一些人將自己不幸歸咎于移民和外國人。還有一些人訴諸公平公正的道德理念，要求更公平的社會分配。

　　撇開道德問題不談，企業(yè)一直是解決社分配不公的最有力武器。假如結束現在這種局面，以限制貿易和人才、抵制技術、政治和經濟持續(xù)不確定的環(huán)境取而代之，那么很難想象公司可以獲得任何益處。

　　為社會難題尋找實用的解決方案，正是企業(yè)的特長。雖然公司領導者一向避免牽扯有爭議的社會議題，例如當前經濟體系可持續(xù)性，傾向于讓政府去處理，但在現在的環(huán)境下，我們認為企業(yè)領導者不能再袖手旁觀了。